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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8 09:55:50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张秀平

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

我从此告别了连队,先是在后勤处当缝纫员,后来又回到司令部代理了出纳员,最后是计划股的统计员。统计员最主要的工作是报表,月报、半年报、年报是最繁重的工作。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我刚刚接手时,有点手忙脚乱,填起表来经常出错,而一个数字有错,整张表格都得重新填。特别是关于各个连队大小牲畜统计,有期初存栏数、期中存栏数、期末存栏数的变化,每个时间段都有小计和合计,最后要有总计。每栏数字横竖相加都要准确。计划股里还有一个现役军人参谋叫张晋忠,他是山西离石人,也是来自北京军区某部,打得一手好算盘,凡是涉及上述的报表,需要小计、合计、总计的,都是我们将连队及各个单位的报表汇总后由他来总计,从未出过差错。经过几次报表以后,我们也能达到他的水平了。

1969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中断了近3年之久的大学又开始少量地招生了。对怎么办大学、怎么选拔学生,毛泽东主席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在理论上,兵团战士都符合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这些招生的条件。从1971年开始,兵团也就将推荐战士上工厂、上大学作为了一项日常的工作,团政治处的组织股还成立了招生办公室,由一个叫王尚才的干事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王干事原来是团部机关大灶的管理员,我们彼此熟悉,他是个复员老兵,来自伊盟。他为人正直,说话办事干脆利索,和我们股长刘志昕彼此也是“惺惺相惜”。

全团有12个连队,加上机运连、团卫生所、工副业连、招待所、小学校、机关大灶及司政后机关的各个股室共有20多个连级单位,总人数大概是2500人,每年上大学的名额开始时不多,如1970年、1971年、1972年,全团每年也就十多名,平均每个连分不到一个名额。1973年后发生了变化,名额增加到每年50名左右,而且可以自己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学校录取。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在六团的司令部机关报了名,准备参加文化考试。齐艳丽觉得自己文化考试没有基础,没有报名,但她很会说话,对我们股长说,先保证让我上,她年纪比我小,还有机会。经过简单的文化考试,我的总分是全机关第二。第一名是叫王如烨的北京兵,他是北京某中学的1967届高中生,是政治处的一名报道员。

两次落选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不妙了。王如烨很顺利地上了长沙工学院,机运股的胡爱莲也上了陕西咸阳的轻工业学院,我却因为家里的政审材料即所谓的“函调”没有寄回而落选了。那个时代的政审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政审的“函调”,就没有政治生命,入团、入党、上大学、当工人等等都会成为泡影。我十分懊恼,与家里几次通讯联络后,终于要来了合格的政审材料,并马上申请入团。但不幸的是1973年的招生已经结束了。招生结束以后,包头的二机厂又来我们师招收老师,出于安慰,司令部机关的一位姓倪的协理员问我愿不愿意到包头当老师,我想了想,谢绝了。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我憋足了劲准备明年再考。因为1973年的文化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也从此奠定了我以后上大学的基础。有一批干部战士都觉得我应该上大学,群众的呼声有时也有点作用呢。

1974年的大学招生又开始了。起初一切顺利,本以为还是按去年的程序一步一步走。不料“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以后,情况又变了。文化考核让位给了“群众推荐”。要按群众推荐的票数来决定。而该年投票之时,团部机关的一位姓祁的协理员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党支部正在考虑我的入党申请,鼓励我要努力工作。他要下一连蹲点,让我一起去锻炼,接受考验,以便回到机关后讨论我的入党申请。盛情难却,我就跟他下一连了。一去3个月,等我返回机关时,群众投票结束了,我比生产股的统计员陈伟——她也很有才气,是从三连调来的一个排长——少了2票而不得推荐。这一年年底,被苦闷、彷徨弥漫的我,一气之下申请回家探亲。

终于上了大学

在紧张的兴奋等待之后,终于盼来了1975年的招生。这一年的兵团形势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约在年初的时候,中央就决定要解散“内蒙兵团”,现役军人全部返回原部队,知识青年和原地方干部则重归地方农场。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将我们在“内蒙兵团”的梦想打得粉碎。刚来到兵团时,无论是宣传动员还是来到兵团以后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是将“屯垦戍边,寓兵于农,稳定边疆,保卫边疆”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不到5年,我们又将全部成为农场的一名农工,这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变化。战士们内心的苦闷是无法表达的。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我们都在思考未来。招工、参军、上大学、当工人都是我们的首选之路。但名额毕竟有限,因此招生的名额还没有下来时,团部机关的各个部门就开始了竞争。

我们计划股的刘志昕股长为了我们股的两个统计员(我和齐艳丽)都能顺利地被推荐并能上大学,费尽了心血。首先是替我们分析了司政后机关的每个符合上大学的战士的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本人的文化水平和在机关的表现,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股两个统计员,今年走一个的可能性是有的,要两个都能上大学,难度很大。全团总的名额有限,今年的情况十分特殊,兵团又要解散了,大家都将今年的推荐视作最后一次了,竞争势必激烈。其次,他向司令部机关的葛连贵参谋长做了汇报,请他考虑我去年因为下连队影响了推荐,希望给予公平的待遇。因为刘股长的力争和事先准备工作的充分,也因为我们的突出表现,最后,我们两个统计员都获得了推荐。又经过政治处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干事的协调,我最后被兰州大学历史系录取,齐艳丽则上了天津大学。

走出沙漠

三年的梦想一旦成真,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怎么感谢、怎么告别帮助我圆了上大学梦想的司令部机关的各位首长和我们的刘志昕股长及共过6年艰苦岁月的战友呢?那个年代,物资十分的匮乏,我的手中最多也就几十元钱,团部当年只有一个军人服务社,也没有一家饭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正值内蒙河套蜜瓜成熟,为了表达心意,我决定去买一些河套蜜瓜作为答谢,但我们团并不出产河套蜜瓜,要去五团的一些老连队购买。

我和团部招待所的郑晓红一起赶着一辆从六团一连借来的毛驴车就上路了。我们先到了五团七连,老同学陈海凌让我们到五团九连去,今年九连的瓜种得多、质量好。到九连后,碰到了在九连担任政治指导员的谢玉仙。她也是来自临海的子弟兵,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兵团提干、担任连以上干部的知青战士之一,她马上为我们选好几麻袋的河套蜜瓜及新鲜的蔬菜,招待我们吃了中午饭。她告诉我们,从五团九连到六团团部虽然只有20里路左右,如果从原路返回七连再回到团部是25里左右;从九连直接向南顺着公路到团部是15里左右,但中间有一段小路。不愿走回头路是我的一贯做派,我们选择了近道。不料毛驴车刚刚走了三四里路的时候,就碰到了略有坡度的沙包,毛驴车的车轮陷进去,无论我们怎么推也纹丝不动。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卸车,将驴车赶过沙包后再将几麻袋瓜果抬过来装上;不料过不了一会又有沙包,我们只得再次卸车、装车。这样折腾了一个下午之后,具有灵性的毛驴也摸清了我们的规律,后来它就干脆不走了,任凭我们怎么“得去、得去”地吆喝,驱赶,就是死活不走,赶得急了,它的眼中还流出了眼泪……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对赶车没有经验,面对这样的情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这时天已经慢慢黑了,夏日的内蒙西部地区,天黑了就快近午夜了。不远处的九连的灯光在闪烁,我只得决定先卸下瓜果,请郑晓红赶着空车回到九连打电话回六团团部,请刘股长和机运连的连长商量派车帮助。我则独自在原地等候。夏末的沙漠夜晚,没有蛙鸣鸟叫,但有成群的“小咬”围着我。我扯了些蒿草挥着,一面驱赶“小咬”,一面提防着狼群的袭击。独自在荒野中的这个夜晚,虽然刻骨铭心令人难忘,但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觉得害怕,想到不久以后我就能远赴兰州大学求学,而且将学习我喜欢的历史学,勇气倍增,顿时兴奋多于恐惧。有人说,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以后,便会变得勇敢。我认为,只要希望和梦想存在,人也可以无所畏惧。但事后想想,要是碰到了不测的事怎么办?要是狼群真的来了怎么办?大约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终于盼来了刘股长和机运连连长来接我的小车。再次装车回到六团团部已经天亮了。郑晓红则夜宿五团九连,第二天中午才赶着空车独自返回。

经这么一折腾,我们买的一车瓜果,都作为答谢分送掉了,我和郑晓红两人虽然一口瓜都没有尝到,但心里还是甜蜜无比,毕竟我们用最通俗、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我永远都铭记当时六团团部机关帮助过我的人和经历的事。除了以上提到的刘志昕股长、葛连贵参谋长、王荣副参谋长、王尚才干事、祁协理员外,还有劳资股股长刘芳参谋、庄大聪参谋、机运股的股长孙参谋、财务股的股长史参谋……

六年的兵团生活,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站。重复、枯燥的简单劳动,使我懂得不管做什么,都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更要创造性地去做好。在艰难中改变,在改变中寻找希望,在希望中实现梦想。

走出沙漠, 新的、陌生的大学生活正在前面……

(完)

相关链接

我的兵团生涯(上)

我的兵团生涯(中)

责任编辑:泮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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